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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的历史
发布时间:2020-08-13 06:58 | 信息来源:波音直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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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徽商还使用奴仆营商,休宁人程廷灏曾驱僮奴数十人,行贾四方。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

  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故常。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他们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自己也就成为官商。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提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展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成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喜靖以降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徽商经营达到极盛。从清道光、咸丰时期至清末

  民初,徽商渐趋衰落。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商的本质是儒商。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配课题,向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

  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1、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观环境压力,这正如明嘉靖年间微州一村妇所说的: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

  3、徽人思变精神的内地动力加上当时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机。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是徽人的思变精神。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重农抑?quot;,冲破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与正是这种转变才产生了徽商的鼎盛。

  当然,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中之翘楚之一,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

  徽商的贾而好儒首先表现在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县古民居村落西递村有这样一幅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知难不难,从中便可看出徽从对儒与商的看重。徽商贾而好儒还表现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后,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选择了一条捐赀买官的道路。

  2、为了获得与经济地位要称的社会地位需要以儒为外衣来包装自己。

  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得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地方论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家的杰出人才。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形成了一种儒商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徽商的兴衰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是,儒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却仍然值得我们总结回味,它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世纪之交,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加快现代化步伐。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制经济,它的基础是经济自由、经济公平、平等竞争。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模仿,而两千多年的封建人治传统造成的是人们的法制观念普遍低下,一些素质不高的商家为利所驱使,采用了不正当的发财之道。近年来假冒、伪劣、坑蒙欺诈、非法牟利常有出现。对此我们一方面需加强法制建设,另一方面加强道德教育,重视商业文明建设也极为重要。历史上徽商铸造的儒商精神,把实践儒学道德规范作为商业理性的自觉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树立,对今天行商富有启迪意义。

  徽商崛起于明5261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4102历经三百余年的辉煌,1653成为中国商界的奇迹。明朝中叶,社会经济有长足的进展,在我国东南部出现了许多贸易重镇。徽商除了将本地的竹、木、瓷土和生漆、茶叶等土产运销外,也以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推动了贸易的发展。那时盐的产量不高,成为最紧俏的商品。徽商经营盐业的人愈来愈多,直至将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击败。当时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或为场商(专向灶户收购食盐),或为运商,各有其生财之道。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此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

  明清时期徽商之富,称得上是“富可敌国”。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银子,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乾隆末年,中国对外贸易有巨额顺差,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垄断经营的茶叶位居第一。苏北的仪征、淮安等地由于盐业市场的繁荣,当时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通过盐业生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其活动范围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无论从业人数、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典当业古来有之,与其他行业相比风险小,获利稳,因此徽商继盐业后大举进入典当业。历史上记载说: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大部分为徽商所有。后来他们把典当行设到乡村小镇,至此社会上又流传起“无典不徽”的谚语。就连典当行的掌柜称为“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语。徽州方言成了当铺的通用行话,《古今小说》、《拍案惊奇》等明清小说所反映的相关内容也多取材于徽籍典商。

  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迹很快遍及苏浙盛产棉布的大小城镇。明末嘉定县钱门塘丁娘子织的布匹质地特别精良,有个徽商在她住的胡同中租赁屋子居住,专门收购这种布行销各地。于是钱门塘附近的外冈等镇都纷纷仿效丁娘子的织法,所织之布都被称为“钱门塘布”,这成了徽商手中的畅销货。到了清代,徽商一般都集中苏州市镇附近开设布庄。在那些并不产棉而棉织业又很发达的地方,徽商还设立以棉花换取棉布的牙行,叫作“花布行”。为了营造自己的品牌,他们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头上标明本字号的专用图记。康熙年间,徽商汪某在苏州开设“益美”字号声誉大起,一年中售布达百万匹。自此以后的200年间,各地都把益美的色布奉为名牌。徽商还是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康熙时徽商在北京前门外开的日成祥布店生意就十分兴隆。

  米商也是徽商的重要一支。明朝中叶以后,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浙由于城市发展人口增加,粮食反而不能自给。于是徽人便迅速扩大经营,成为吴楚之间从事粮食贸易的主要商帮。史载,乾隆年间徽州休宁人吴鹏翔贩运四川米沿江东下,正好碰上湖北汉阳发生灾荒,他一下抛售川米数万石,由此可见贩运的规模。

  徽州山区盛产名茶,尤其是休宁、歙县所产的松罗茶最好。于是茶叶贸易逐渐成为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清朝乾隆时,徽州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号共166家,小茶店达数千家。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在徽商发展的极盛时期,江南市镇的盛衰完全系于徽商的经营。绩溪商人周泰邦在苏州周庄创设商业,带动了该镇的繁荣。据万历《嘉定县志》记载,嘉定县罗店镇“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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